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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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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与青楼女,同是天涯沦落人  

2010-09-01 17:28:3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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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与青楼女,同是天涯沦落人 - 中华遗产 - 《中华遗产》

 

画舫在城市的水道中穿行,透过流动的游船,逍遥载酒、夜夜笙歌的文人,也看到了城市的别样景象。

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那些城市生活里生动又丰富的小细节。在南京,余怀看到了岸上的裙屐少年,油头粉面,在旧院中唱卖鲜花;在扬州,李斗注意到了扬州女儿服饰的变化,其中仅发型就有“蝴蝶、望月、花蓝、折项、罗汉鬏、懒梳头、双飞燕、到枕松、八面观音诸义髻,及貂覆额、渔婆勒子”;鞋子有外高底、里高底和平底;裙子则有百褶裙、凤尾裙和玉裙。在苏州,西溪山人则饶有兴致地欣赏着船娘的流行发式,有芙蓉髻、四起髻和灵蛇髻等。甚至那些在城市里辛劳度日的小人物,也进入了文人的视线,有吹笛子的、吹箫的、弹琴的、打十番鼓的、串戏的和说书的。《续板桥杂记》里,珠泉居士还收录了卖花婆马妪和鸨母潘妪周济落难士子的故事。《秦淮画舫录》里,车持谦记载了金陵娼女于三救助士人的轶事——凡此种种,都是世俗景象。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分,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公共领域被认为是专属于男性的领域,关乎着圣人教喻、国家事务、黎民安危等;与此相对,私人领域更多地被归类于女性参与的领域,关注的是个人生活中的诸多细节,比如衣食住行、爱情婚姻、情感波动等。画舫冶游的文人,虽已然难登仕宦之途,但按照传统社会的角色划分,他们仍然属于士绅阶层,理应关心国家大事,谈论政治、经济。他们为何舍弃了既定的社会范畴,转而将目光投向琐碎细小的人与事呢?

应该说,这和晚明至清代中期,江南地区流行的“情教”思潮有一定关联。“情教”思潮主张从情感的角度来理解传统的人伦关系,认为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天经地义的上位和下位之分,而应建立在彼此有真情真意的基础上,这实际上用情感软化了礼教僵硬的信条。在“情教”思潮的推动下,人们渐渐疏离政治,而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自我内心的真情实感和生活之中的诸多细节,从而改善、形成了江南地区精致丰富的市民生活。此外,明清鼎革后,满清政府对汉人实行排斥、打压,在当初抵抗最烈的江南地区,大兴文字狱,罗织罪名,广泛株连,迫使江南文人避离政治,转向了更安全、更惬意的私人生活领域,并开始用新的眼光来审视他们生活的城市,用心地记录着城市的风景变异和人事变迁。于是江南城市的风情被宣之于众,哪里有美食,哪里有华衣,哪家的小曲唱得婉转动人,哪家的姑娘美貌出众都被一一道出。曾经专心致志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人,不得已将目光投向了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小细节,发现了另一个迥别于公共领域的私人空间。

在文人转身的私人空间里,他们给予最多关注和最深切同情的,是那些倚门献笑的青楼女子。

因而,当画舫雅集之时,他们往往喜欢邀请妓女参加,或请她高歌一曲,赏其清音;或为她写诗、画图题赠。彼时的许多妓女都会要求名手摹画肖像,绘成之后,还要广征名流题咏,这在文人看来是宣扬韵事,在妓女则视为难得的广告,艳帜高张,身价自会水涨船高。嘉道年间,苏州名妓杜宛兰,被许为“吴中第一琵琶手”,吴地文人聚会,每每会书柬相召,并为她写作了大量的赠诗。画家周笠还特意为她画了一幅《簪花图》,遍徵名人题咏。名重当时的另一位仕女画家改琦,经年沉醉于画舫冶游,他的多幅仕女画均以妓女为模特儿,可谓惊世骇俗。值得提及的是,他是清代最有名的《红楼梦》画家,其《红楼梦图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红楼》绘画的最高成就。改琦的画风别树一帜,无论“红楼”女儿,还是“青楼”女子,都是丹凤眼、八字眉、尖下巴、削肩膀,一副柔弱瘦削,楚楚可怜的模样,如他的《美人惜花图》,画中女子容颜娟秀,凝望着将谢之花,眼神中流露出一股淡淡的哀愁。不仅当时的仕女画家喜欢将青楼女子描绘成弱不胜衣的样子,在同代文人题赠中,感伤她们愁多命薄的诗句,也屡见不鲜,如“岂有名葩植溷藩,移根还竖护花旙”等,将她们视作贬谪人间的仙界奇葩,美丽娇艳却易凋谢零落。《秦淮画舫录》的作者车持谦,又号“捧花生”,每以怜花、捧花自居,其惜花、护花之情,常溢于言表。

文人为何与画舫如此不弃不离,为何对柔弱的青楼女子倾注情感,虚掷光阴,挥洒钱财呢?

寻根究源,其实历来落魄不得志的文人,都容易与沦落风尘的娼妓产生共鸣。男女两性中主导与服从,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等同于政治中君尊臣卑这样一种社会秩序的。文人在前途无望,俯仰随人的时候,更容易设身处地地感受到女性,尤其是妓女在两性关系中的被动和无奈,从而激发出一种深切的同体之悲。

《吴门画舫录》曾收录过某文人的心酸之辞,他在听过某妓弹琵琶后,感慨赋诗曰“听之令我生远愁,人生沦落何堪说。红粉飘零莫漫嗟,青衫憔悴凭谁恤。卿今一艺已成名,我不如卿但呜咽”。

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同情”的心理,文人刻意忽略了青楼女子的缺点,而将她们的优点放大,他们并不在意其是否才华出众,只需要她们脆弱无力就可以了,唯有这样,才能将青楼女子看作自己的影子,一心去照顾她们、保护她们。更具有代表性地是,清代文人甚至将自己和青楼女子都视为谪入人间的仙人,如《秦淮画舫录》中的文人屡屡将他们和名妓的宴会比之为“群仙”会。又如陈裴之将王紫湘看作是贬谪人间的仙女,而他同是仙界中人,为续前缘,追随来到了凡间,继续保护她、照顾她。上界“仙人”贬谪于凡间的观念植根于清代文人社会,其成因很复杂:或许和江南地区流行的扶乩有关,也或许和当时民间的宗教信仰相联。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种观念的流行,使得文人为自己的“惜花”情结找到了更合理的解释——他们与她们,原本有着前世的缘分,共同生活在天庭仙界,由于命运的捉弄,共同贬谪在人间,同时感受着人生的痛苦和不公。既然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当然要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保护她们的责任了,所以当时文人写诗说,“他生愿做司香尉,十万金铃护落花”,表达了生生世世庇佑美人的愿望。只是,在伤感、痛惜美人命运的同时,文人始终不曾忘记掬一捧热泪感怀自己的人生,说到底,在文人对青楼女子的痛悼中,更多的,不过是对自我人生的叹息和伤感罢了!

从晚明到清代中期,画舫冶游形式虽同,内容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寂寥转身。

撰文/李汇群 摄影/余荣培 原载《中华遗产》2010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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