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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遗产》

叩击历史星空 梳理华夏文明

 
 
 

日志

 
 

黄历:吉凶谁来定  

2009-08-05 10:54:24|  分类: 杂志经典内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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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历:吉凶谁来定

 

   北京东城区雍和宫附近的一条小街上, 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门脸儿,门口不像其他小商铺那样摆挂着色彩炫烂的商品以招徕顾客,只在门楣上挂着个简单的牌匾,白底黑字:“择日 起名”。

这一带是老北京胡同区,净是青砖灰瓦的老房子,门口还留着旧时的青石台阶,走上台阶,拉开玻璃门,里面只有七八平米的狭小空间,对面墙上挂着幅挺大的五行择吉图,上面密密麻麻标记着每日诸事吉凶宜忌的情况;柜台后坐着位胖胖的老先生,他就是能给人择吉日、起好名的丁先生。

如今结婚选个好日子、公司开张择个吉时辰,大至团体开办活动,小至个人搬家迁居,依黄历择日子的现象,非常普及。丁先生告诉我,前些日子,就有位男青年请他算算近期出门远行的吉日,丁先生说,他问明了情况,给他推算了日子,谁知那主顾并未按日子行事,“结果……”丁先生摇了摇头,暗示我结局不好。

日期,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是客观得不能再客观的“时间”,它怎么会沾上“吉凶”之说?我们不妨来看看最古老的日历。

   我们今天所用的日历的功能只是标注时间:大字是通用的公历,小字是传统的农历,再用红字标出节假日,看上去简洁明了。但是,古代日历的内容却远比今天要蕴含更多奥妙。

20世纪初从疏勒河流域出土的汉简中发现有东汉和帝永元六年(94)的历谱,即当年的日历,上书:七月廿七日壬午开天李;廿八日癸未闭反支;廿九日甲申建*;卅日乙酉除。“壬午”、“癸未”、“甲申”是当日的干支;“开”、“闭”、“建”、“除”及“天李”、“反支”是当日的历忌,忌什么?后唐同光二年(924)历书中有一段具有普适性质的历忌歌,歌中道:建日不开仓。除日不出财。满日不服药。平日不修沟……开日不送丧。闭日不治目。从中我们可以约略看出点门道。不过这历忌歌可不能翻译一切历忌项目,它只是庞大艰深的历忌之学术理论的摘录罢了。

中国的历忌之学发源甚早。《史记》中就有尧舜帝“择吉月日”的说法。长沙子弹库战国墓出土的楚帛书中的《丙篇》,则通篇为一年中逐月吉凶宜忌的内容,比如说某月“可以出师、筑邑,不可以嫁女、取臣妾”,某月“可以聚众,会诸侯”等等,这恐怕是现今能找到的最早的历忌之术的历史记录,其中项目已不少。可见,早在战国时期,历忌之术已颇具规模。东汉时,王充在他的《论衡》中也讨论了当时的六类历忌之书,除了祭祀、葬事等隆重之事的择日,还有专讲洗头之时日吉凶的沐书,讲裁衣时日的裁衣之书,讲造房、装车、挖井等事的工伎之书。可见历忌之术已深入民心。

大致在六朝隋唐之际,历书,即我们后世常说的“通书”、“通胜”、“黄历”,就是古老的历忌之学与历谱(相当于今天的日历)在大约五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相结合而成形的。这种从术士的枕中鸿宝走出、具有指示日常行事宜忌功能的指南,在唐时大为兴盛,成为上至朝廷下到民间的“生活宝典”。同时,历忌之学也得以广泛发展,至明清历书中,历注在用事宜忌方面已多达四十多项——连会亲友、扫屋子都要看“黄历”,历算的理论流派也越发纷繁复杂,众说纷纭。于是,乾隆四年(1739),乾隆帝责允禄、何国宗等三四十名皇家历算官员编撰成一本统一的择日规范,这就是《协纪辨方书》。从此历忌之术有了规范可查的工具书。乾隆还为此书亲制序文说“协纪辨方者”“敬天之纪、敬地之方也”,算是为古老的历忌之术做了个哲学性的总结。

民国之后,孙中山宣布改用公历,年号没有了,干支不用了,政府不再管历忌的事。但历忌、择日的观念深植在民间的根并没有断。民间仍由道家术师、择日师排出“通书”,各地命相师可挂上各家堂号另行出版,或者卖出版权由公私机关印行当赠品。文革以后,大陆民间也渐渐恢复对黄历的排算,择日的民俗苏醒过来。1985年,台湾进行过一次对黄历使用行为的民意调查。结果发现,83.6%的家庭都使用黄历,而且每100个家庭里,竟然有120本黄历书。难怪有人说,自从唐代风行,千余年来,黄历一直是中国民间最畅销的书籍。

根据黄历而择日的传统由古而来,至今不绝,如果说它不科学,偏偏有很多人内心里还以它为行事尤其是重要事情的依据;若说它一定有道理,道理又在哪呢?要想寻找答案,我们还须从古代中国人时间概念的形成、从古老的天文历法去追寻。

 

 我们都知道,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人一直使用阴阳合历。即按月相变化计算月的时间,按太阳视运动的规律计算年的时间。从汉初颁行《太初历》,确立了每年从立春左右的元旦(即大年初一;因此这天被称为“春节”)开始,以月亮朔日为初一,一年分十二个月:子月、丑月、寅月、卯月、辰月、巳月、午月、未月、申月、酉月、戌月、亥月,一年354天,依历法可置闰,满足太阳历的365天。全世界的民族仰望天空,观察天象,制定历法,排算时历,大概都是这样的规律,但是,中国人用来织就时间之网的丝线很特别——东汉起,朝廷令行以天干地支来纪年,这“天干地支”是什么?它让中国人的时间染上什么特别的色彩了吗?

《山海经·大荒经》讲了一个故事:远古的神仙帝俊与妻子羲和生了十个太阳,“九日居上枝,一日居上枝”,住在树上的这十个太阳每天轮流值班,居上枝的就是值日的太阳,值一轮就是十天,即今天我们说的“一旬”,这十个太阳取了十个名字分别叫“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就是十天干;帝俊还有个妻子叫常仪,生了十二个月亮——十二也成了中国文化中的“天之大数”,在纪时体系中,十二是个很常用的进位法——分别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就是地支。

除了传说故事,对天干地支还有一些严肃的研究,郭沫若在他的《释干支》中说十二支是古人观察天象而产生,“中国科幻小说之父”郑文光以为它们起源于夏代,因为十二支之首“子”,其甲骨文写法是从参宿的图形衍化出来的,参宿正是夏氏的族星。总之,十二支的名目都来自天上的星宿。

如果从对上古文化的研究分析,干支是跟天上的星象有密切关系的,古人用它们来纪时间很有意味。天干地支,这套极为抽象、至今仍难以确定其创始时间和意义的符号体系,不但很有中国特色地渲染了时间的人文色彩,它们也直接参与了中国时历中颇具“神秘主义”色彩的历忌之术的架构。

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地猜想:人们观察天上日月行星的运行而制定了时历,在古代人的思想中,天上的星辰也决定了时日的“性质”即吉凶宜忌?

 

许多研究者将中国古代历忌择吉之术的理论依据作了如下概括:古代人认为,天地间有许多神煞,他们性情或善或恶,干预、左右人间事务的能力或强或弱,诸神煞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律,轮流值日管事,于是,每天诸事的吉凶宜忌就由诸位值班的神煞之性情善恶、能力大小,他们之间相互冲突、合力、牵制或平衡的结果来决定。这个神煞体系随着历史的演进而由简趋繁。早期汉简历谱中所注的建除、反支、血忌等,都被归入神煞体系,到唐宋时代已颇具规模,至清乾隆时皇家颁行的历忌工具书《钦定协纪辨方书》集其大成,各类神煞已近300项。

在古代的历忌之学中,有非常详细地推算这些神星、神煞值班的“工作流程”。在古代,做一个术士,推算时日的吉凶,并非易事。第一步,他要将头绪繁多的诸神煞运行规律“值班表”下死功夫牢记心间;第二步最难,要将值班的诸神星、神煞的性情、能力参透,才能得出平衡的结果。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吧。事实上,不仅如此,诸如阴阳五行、八卦九宫、河图洛书、四时五方等等都被添加进择日的因素中。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历注,往往只有短短三五个字,诸如“利侵伐”、“不可以筑室”等等,其背后却是相当繁琐的功夫。

今天市面上流行着诸多黄历,他们的计算原则,也同样要依据上述理论。如今许多人不断追问“黄历,准吗?”还真不好回答。有学者抛开黄历科学与否的争论,从人文角度来探究,认为黄历这一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时间”是有性情、有个性,中国人的时历从年到月、日、时都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吉凶宜忌,一本历书,上面刻划的是另一张“时间之网”,这张时间之网,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在一起,是中国人看天、看地、看万事万物的态度的结晶,如果要说它是古代中国人的自然观,也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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