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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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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唐朝文人和歌手“走红”的秘密  

2007-07-18 15:38:2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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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冬天,天空中飘着不大不小的雪花,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这三位根本没把这点雪花当回事,他们相约去长安郊游。当时,这三位诗人,都在风尘未遇之时,他们没有私家车,可以自驾出游,也不好意思向别人借用公家车。这样,诗人们在西市集合,出春明门,任由蹇驴驮着,在飞舞的雪花里,往郊野悠悠而去。
  也许一路走来,有些累了,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只不过文人雅趣罢了。恰巧路边有座旗亭,便跳下驴来,进得店中,付了点银子,讨了个雅座,要了一壶河东桑落酒,把杯弄盏,兴高采烈地开始谈天说地。正当他们三位高谈阔论之际,忽然,几辆应该称之为轩的高盖马车,停在旗亭外边,顷刻,人声笑语,喧然而来。诗人们望眼窗外,只见一行人,悉皆丽服盛妆,奢华曳冶,花枝招展,灿若桃李的妙龄靓女,加上若干她们的跟班听差之流,进到店堂之中。听她们的口风,毫无疑问,这班欢场人物,显然也抱着与诗人同样的心思,步履出闹市,踏雪望终南,寻求一份野趣而来。
  这时,旗亭里又走进四位绝姣好、绝艳丽的女子,毫无疑问,她们才是这次欢场人物聚会的主角。一时间,竟十分热闹起来。这群吸引眼球的美女,令诗人目荡神移,鬟香鬓影,秀色可餐,遂不觉沉醉其中。可男欢女笑,打情骂俏,视觉上享受,听觉上痛苦,坐了一会,终于也打算离开了。没想到有人提议,值此良辰美景,何不请这几位姐姐拿出看家本领,唱上几首从教坊里传出的曲子,令吾等一新耳目呢?唐朝的歌手,在宫廷的,属于教坊,均系大腕;在藩邸的,属于乐坊,也有名角;而在民间的,属于唱班歌社,便是大众娱乐了。
  这三位诗人,王昌龄居长,便在阁子里低声对高适、王之涣讲:此辈不知我们是谁,既然要歌,必歌时人之作,这倒不失为对吾辈之诗一次难得的评断机会。到底要看看这些歌手,会唱出些什么来。
  说话间,音乐声起,一位歌手引吭而歌: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这是王昌龄的诗,他竖起拇指。接着,又一位歌手也款款地站起来唱道:
  开箧泪沾臆,见君今日书。
  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
  这是高适的诗,他也竖起一指,面露喜色。随后,第三位歌手被众人推上前来,她一张口,使得王昌龄笑逐颜开:
   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王昌龄竖起两指,表示他连捷。
  王之涣自以为得名要较之他俩早一点,却没想到歌手们不唱他的作品,使他很没面子。遂一摆手:“此辈皆潦倒乐官,所歌皆下里巴人。俗物岂敢近哉?”他指着那四位歌手中未献唱的一位,也是最出色、最俊美的一位,说道:“待此子所唱,若非我诗,即终身不敢与君等抗衡矣!若是我诗,君等皆须列拜床下,奉我为师。”大家笑着说,就依你,我们等着看她究竟会唱什么?
  她姗姗地走到众人面前,樱唇初启,玉喉高启,唱出来的果然是王之涣的成名作: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也将指头竖起,“田舍郎,吾岂妄哉!”
  因大谐笑,诸伶不解其意,皆起身曰:“不知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语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请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者从之,饮醉竟日。
  由此可知,唐诗之所以繁荣,很大程度上因为唐诗是可歌的。后来的诗,便不可歌了,于是,也就远不及唐,也就休想超越这座中国文学史上的诗歌巅峰。诗不可歌,干巴巴地停留在文字的审美意义上,诗的活力便先衰减了大半。再后来,诗变成白话,变成拆开分行的散文,连顺口都说不上,何从歌起?这样,中国的诗也就走到了尽头。
  因为诗之可歌,在唐朝,也成就了歌手这一行当。
  在中国,只有唐朝这些职业歌手的名字,是正经八百地写在史书上,写在文人的作品里。我很钦佩唐朝的歌手,他(她)们没有禁忌,没有教条,没有框框,没有任何阻隔,也没有任何踌蹰,面对那些瞪着牛大的眼珠子,视他们为异端的正统派,敢把西域胡人的音乐引进中原,敢将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视为华夏正声,敢将本土诗人的词章,大歌而特歌之。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是歌手的声音将诗人的文字,覆盖在整个大唐王朝的全部版图之上。
  无妨如此说,唐朝的歌手将唐朝的诗人,送上缪斯的神殿。
  诗人成为香饽饽,诗篇成为抢手货,而那位李白,竟大马金刀地不买唐玄宗的账,“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盛况,既空前,更绝后,也就只有在浪漫的唐朝才会出现。
  盛唐诗歌之所以盛,很大程度上,是诗人和歌手珠联璧合的结果。诗到盛唐,蔚为大观,云蒸霞蔚,众星璀璨,歌手对他们作品的演绎、传播、推广、媒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同样,诗人的华彩词章,珠玑文字,为歌手们的演唱,拓展想象空间,深入情感境地,扩大美学视野,放眼广阔世界,在艺术的完美创造上,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这种相得益彰的精诚合作中,诗人和歌手,常常结下深厚的情谊。
   我估计,当时的诗人,相当感念这些歌手。至今,在《全唐诗》中,我们还能读到留在诗人笔下的,如李氏兄弟,如米氏父子,如八郎李衮,如念奴等等歌手名字。因此,玄宗开元年间,既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唐诗的鼎盛时期,更是唐朝歌手这个行当的鼎盛时期。
  说来也许要让今天那些当红的歌星嫉妒,别看她们在屏幕上连跳带蹦,连吼带叫,和她们一起疯狂的歌迷,基本是她们的同辈人,更多的是中学生。而当唐朝的歌手出场献艺的时候,谁是她们的追星族,恐怕当今那些红歌星连做梦也不敢想的。
  一国之主,九五之尊,人称风流李三郎的李隆基,居然带头为之鼓掌叫好,为之神魂颠倒。“宫伎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丽,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
  领衔文坛的诗人李白,翰林待诏大学士,也肉麻兮兮地来凑这份热闹,甘为女歌手的“粉丝”。“宁王宫有乐妓宠姐者,美姿色,善讴唱。每宴外客,其诸妓女尽在目前,惟宠姐客莫能见。饮欲半酣,词客李太白恃醉戏曰:‘白久闻王有宠姐善歌,今酒肴醉饱,群公宴倦,王何吝此女示于众?’王笑谓左右曰:‘设七宝花障,召宠姐于障后歌之。’白起谢曰:‘虽不许见面,闻其声亦幸矣!’”(以上均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由于帝王的提倡,由于诗人的支持,唐朝的歌手也自然成为快活一族,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享受豪华奢侈的生活,府邸不亚贵族,车马拟比王侯。以开元时期最有名的李氏兄弟为例,据郑处诲的《明皇杂录》:“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洛阳)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这三弟兄在洛阳盖的连跨数坊的大宅门,恐怕当下那些红得发紫的歌星也未必有这份财力。
  所以,真浪漫,要有真本钱。开元年间这种自上而下的浪漫,就是建筑在这样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的。要没有这点本钱,李隆基也不敢放开手脚浪漫。据唐刘肃《大唐新语》:“开元中,天下无事,玄宗听政之后,从禽自娱。又于蓬莱宫侧立教坊,以习倡优曼衍之戏。”现在也很难分得清楚,耽安宴乐的这位风流李三郎,是他带领着歌手和诗人沉迷于物欲的渊薮中呢,还是整个社会已经形成的腐朽败坏风气,簇拥着这位陛下走向覆灭呢?
   正如欧阳修对他的评价一样,“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这大概也是握有最高权力的中国皇帝,几乎不能逃脱的,最后必将走向自己反面的命运。公元755年冬,“安史之乱”爆发。就是这位原来的有道之君,后来成为无道之君的李隆基一手造成的。从此,李唐王朝一蹶不振,走向衰亡。大约在公元770年(大历五年)左右,由于战乱的关系,流落到潭州(今湖南长沙)的诗人杜甫,恰巧遇上了同样流落到江南一带卖唱为生的李龟年,故人相见,一言难尽,彼此潦倒,惟有哽咽。诗人当时到处投奔,无所傍依,而这位开元年间排行榜总在榜首位置的名歌手,混得似乎更惨。“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阙,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
  这能让杜甫那颗诗人的心平静下来吗?于是,就有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江南逢李龟年》)

  一位盛唐歌王,一位盛唐诗圣,随着盛唐的不再,也终于鞠躬谢幕,相继退出人生舞台。

 

(文/李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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