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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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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曾国藩不做皇帝别有玄机  

2008-01-25 00:25:5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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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凭他在清廷的赫赫威望,雄才大略,要想取清帝而代,铸成一个由大汉民族主政的曾王朝,在平定太平天国后,挟其余威,可以说是唾手可得。他对昏庸腐败的清王朝也有意见,颇感不满;他的心腹和对手都曾力谏他另举大旗,黄袍加身,可他为什么会在满洲人大难临头的时候,偏偏选择解散湘军去做清朝的孤臣孽子、中兴名臣呢?他选择的政治人生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玄机?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生于1811年,27岁时,进士及第,后即被拔进翰林院,在中央任官。1849年,太平天国战争的前夕,曾国藩任礼部右侍郎。翌年,道光皇帝驾崩,大葬举殡之仪,就是由这位礼部右侍郎挑重担。这和他的抑郁的性格很一致,他办起丧事来有条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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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2年,曾母去世,曾国藩回湘乡守制。在他回湖南守制的期间,太平天国的太平军已从广西出境,进攻湖南长沙。因久攻不陷,掉头转进湖北攻陷武昌。江南一带几乎被太平军席卷而入。湖南巡抚张亮基急得要命,正好这位中央高官归省在乡,便把曾国藩拉出来办团练,召集湖南各地子弟,加以训练,是一种地方义勇军,用来保乡安民。曾国藩任吏部左侍郎之前,曾有一段时间担任过兵部侍郎(国防部次长)的军职,多少还懂得军队的规矩。

  当时清朝的正规军,有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原先让明兵闻风丧胆的八旗,入据关内以后,以征服者的地位,养尊处优,渐渐消磨了新兴民族的锐气。到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役,清军根本不堪英军一击。从这时候起,清朝兵力的衰弱便完全暴露在民众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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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又名毅勇侯第,是曾国藩的侯府,坐落在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富乇村的鳌鱼山脚,与湘乡市、湘潭县、衡山县、衡阳县毗邻。全宅占地60余亩,建筑面积1万余平方米。它由思云馆、毅勇侯第前门、宅东门、宅西门、全宅围墙、宅南藏书楼、宅北芳记书楼、八本堂、缉园十景等组成富厚堂建筑群,当地百姓称之为“宰相府”。)

  曾国藩看在眼里,深深感到清军的腐败,他开始高标准、严要求地办起了独立军团即后来被人们称为“湘军”。湘军的将领主要是湘乡人。曾国藩用封建宗法关系和乡土观念来控制他的军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造成一种浓厚的封建隶属关系。1854年3月,湘军水陆两军练成,全军共一万七千多人,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团练,成为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军阀集团。

  湘军首次出动应战太平军,曾国藩写成一篇著名的《讨粤匪檄》,说明湘军的立场。强调湘军是为卫护道统名教而战,救被掳船只、人民,纾君父之忧,慰孔孟人伦之痛,报生灵之仇,雪神祇之憾,为传统文化而战,希望忠义之士,共同奋起,被胁被陷者,自拔来归。

咸丰四年(1854)四月,出师不利,湘军一开始就打败仗。曾国藩带领的湘军攻打岳州,准备东下,即被太平军当头一棒,不得不逃回长沙。太平军围困长沙的两大据点湘潭和靖港,照原定计划,湘军水陆两师拟攻湘潭。但忽然有长沙乡团前来请兵,说靖港太平军防备松弛,曾国藩被乡团说得怦然心动,便亲率水陆二师和乡团会攻靖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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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内,藏书曾达三十余万卷,超过近代史上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山东聊城海源阁、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浙江宋楼、杭州八千卷楼,是当之无愧的近代私人藏书第一楼。)

  这一仗,湘军水师又被太平军打得一片大乱,水勇溃散,战船三分之一被焚被掠。亲自督战的曾国藩气得在靖港对岸的铜官渚,一连三次当众投水自杀,但三次投水都不成,被部属救回长沙。可是,在曾国藩误以为大势已去,准备写好遗嘱决计四度自戕之时,自湘潭传来了另队湘军塔齐布的捷报。湘军勇克湘潭,歼敌无数。事实证明,曾国藩编练湘军的心血并未白费,长江南北总算有了一支可用之兵。

  湘军在湘潭打了胜仗,是太平军出广西后在长江一带第一次遭受大创。这一仗把湘军的士气打起来了。曾国藩的湘军镇压太平军达12年之久,终于在同治三年(1864)攻陷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

曾国藩“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湘潭大捷,长沙之围宣告解围。曾国藩在全城军民欢腾鼓舞、额手称庆之际,便和湖南巡抚骆秉章会奏“湘潭之胜”和“靖港之败”,请奖叙立功将士;曾国藩自己则另外备一个专折,痛陈错误,主动请罪。折中且有“请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之语。岂料清廷竟会免去曾国藩的礼部右侍郎职,责成其戴罪剿贼。咸丰皇帝甚至御笔朱谕,大骂道:“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拿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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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为满人出力,出生入死,一度败绩,终告大捷,所获的报偿便是如此的当头一棒。咸丰四年(1854)八月二十三日,湘军攻克武昌,捷报传到北京,咸丰皇帝喜形于色,称赞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竟能建此奇功。当时,便有一位山西寿阳出身的大学士祁隽藻奏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身。匹夫居闾里,一嗥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想非国家之福也。”咸丰皇帝听了这话,为之蓦然变色良久。

  曾国藩兼帅水陆两师,咸丰皇帝当初就已经对他有所戒心,曾派贵州提督满人布克慎常驻曾国藩的水师,曾召湖广总督满人台涌跟曾国藩的陆师会合。此所以咸丰帝敢于湘军在湘潭打了胜仗,都不给曾国藩好脸色看,反倒施以当头棒喝之因。然而,湘军此时越战越勇,太平天国将亡未亡,曾国藩的势力弥漫江南半壁江山,手上又有一支所向无敌的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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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墓。位于湖南长沙市望城县坪塘镇伏龙山,平塘、旧属长沙河西六都、解放初属长沙县第十三区、今为望城县辖地。) 

  这位汉籍大学士祁隽藻浑然忘了自己也是汉人,出于嫉妒,故作危语。原来他的弟弟祁宿藻是戊戌年进士,和曾国藩同年及第,但官仅做到江宁布政使,没有曾国藩的飞黄腾达。由羡生嫉,便在皇帝面前说出这句话。祁大学士等于是揭开咸丰帝的疮疤,清王朝的危机,不靠满人,而要靠汉人来拯救,在自尊心上实在说不过去。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京师首度失陷,咸丰皇帝避难热河,大清帝国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清廷十万火急地檄调曾国藩麾下第一员勇将鲍超。曾国藩认为鲍超是对付太平军的一张王牌,不肯接受清廷的要求派鲍超北上,宁愿由他自己或湖北巡抚胡林翼象征性地带少些兵去应付一下。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说:“天下有理有势,北援理也,保江西、两湖三省,势也。吾辈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不甚悖此理。”强调说“势”是势在必行,“理”是理所当然,所以势所不可违,理则但求过得去,莫太离谱也就罢了。

  曾国藩还写信给曾国荃说:“北援不必多兵,但即吾与润帅(胡林翼,号润之)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向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有济无济,听之而已。”由他北上勤王表示敷衍一下,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至于大清帝国亡不亡,则“有济无济,听之而已”,不关我们的事,清国事,管他呢。

  1861年,咸丰皇帝死在热河,曾国藩在皇上大丧期间,秘密娶了个妾,因此被人指责为“违制失德莫甚于此,实名教罪人之尤”。皇帝大丧时期纳妾,也许是他故意侮慢清廷,最低限度,也是表示他目无君上,章君谷便持此种说法。

  事实上,曾国藩对于清廷的不满,在他几度上疏针砭时弊,早就痛切陈词,公然表露无遗。除此之外,他还曾在给朋友的信里大发牢骚,说什么:“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此,可为愤懑!”更彰明昭著。大丧期间纳妾也好,在流莺画舫公然过夜也好,与友人书大为愤懑也好,说明了曾国藩对清廷的不满,在私人行动上慢慢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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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在当时确有不少人劝他做皇帝。例如他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反而点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还有他的门生、得力干将彭玉麟,在他力克安庆,遣人往迎曾国藩东下,就曾派亲信送给他一封封口严密的信,上面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他怕人看见,马上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肚里。这都说明,曾国藩的周围已放出这样的空气,他本人也不是不知道。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曾国藩要维持清廷,不取清帝而代,自己做皇帝,建立汉人政权的理由。

  第一,从他《讨粤檄文》中可以看出,他是主张发扬名教的人,他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这就说出他是以儒教精神来对抗太平天国的“奉天讨胡”的主张。他要维持孔孟的教训,重视礼仪人伦诗书典则,就万万不敢自己取而代之,变成名教的罪人。他虽不满清廷,却不是从民族的立场来痛斥异族的统治。如从排斥异族统治这一点来打倒清廷自己做皇帝,他抵抗太平天国的理由也就不能自圆其说。

  第二,他认清长期的内战,必会引起亡国之祸。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默察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他所谓的“种子”,可以把它看作“民族革命的种子”。他明知由自己来干,不如由“一班正人”来做创业英雄。从办起湘军后,已经从满洲人手里取得他们抓牢了两百多年紧紧不放的兵权,又使清廷厉行的中央集权制全盘瓦解。他已动摇了清廷的根本,就让“种子”去把他推倒吧!

  第三,从曾国藩的性格和健康上面来看,他有自知之明,也就不敢取清帝而代之。他是小心谨慎,时作反省的人;又是任劳任怨,想做完人的人。从性格上来看,曾国藩不是做皇帝的角色。再从健康上来看,五十岁起,他就患有疥癣的痼疾,疥癣发作时奇痒。又患有失眠病,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精神衰弱与日俱增。到六十岁,左眼又失明,看书下棋都不方便。这样在体力上有缺陷的人,望他做皇帝,实在有如缘木求鱼。

  曾国藩既无称帝之心,就不应该拥有一支强大的湘军自重。他把湘军解散,以解除清廷对他的猜疑。但完全没有军力做为后盾,既无发言权,亦无安全感;因此,便把自己培植出来的李鸿章的淮军加以温存,由李鸿章来继承他的势力。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得年六十二岁。

 

 (文/陈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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