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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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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发现唐太宗两匹御用宝马的下落  

2008-12-28 23:49: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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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匹马能享有这六匹唐马那样的荣耀和名声。“昭陵六骏”不仅被赋予了英雄般的名字,而且有关它们的故事以富于生命的形象和赞美文字被镌刻在巨大的石头上,和主人相依相伴一千多年。直到上个世纪初,这六匹战马才被迫离开它们的主人—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寝。其中的两匹更是远隔重洋、流落他乡,至今已近一个世纪。

  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中国厅,位于一栋圆形建筑的第三层。中间是有着一个高耸的穹隆形屋顶的圆形展厅,自然的光线从穹隆的天窗照射下来,照耀在那些安置在这里的中国珍贵文物身上。著名的昭陵石刻马“飒露紫”和“拳毛”就嵌镶在一段弧形墙壁里:下面是两层台阶的承重基座,浮雕周围安装了防护玻璃罩,两骏浮雕的中间,还布置了一尊彩塑佛像。从博物馆建筑和布展的整体局势来看,圆形展厅应是宾大博物馆级别最高的展厅。应该说,美国人在这里给予了昭陵石骏以很高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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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留下的这两匹著名骏马在这里已经躺了整整90年。清末民初,一位英国公使将“昭陵六骏”的缩小拓片带回英国时,在西方引起很大震动。时隔不久,这六匹石马便从昭陵的陵墓里被搬动出来,其中的两骏最终来到了远隔重洋的美国,至今仍被许多人认为是流失在中国境外的最重要的中国石雕作品。而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里的“昭陵六骏”石刻,其中这两匹还是1960年由陕西石刻大师谢大德依据照片原样复刻的,虽然刻工精美,但毕竟不是真品。

  在宾大博物馆的陈列现场可以看到,“飒露紫”浮雕已被打破为三大块,右后蹄处还有一个小碎块,战马的左后腿小腿部分也有部分脱落。总的说来,破裂的裂纹没有造成更多的画面破坏,与其他石马相比,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和“飒露紫”比起来,“拳毛”就没这么幸运了:整块浮雕已被严重打碎,现存大小不等的10块,此外尚有两大块残缺。宾大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使用别的材料进行修补后,才将它拼凑成为一件完整的作品。

  “飒露紫”是昭陵六骏里画面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件石雕,描绘的是一位将军为马拔箭的情景,这也是六骏里惟一一件有人像的作品。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飒露紫”成为了昭陵六骏里最珍贵的一件文物。它原来的位置是在昭陵陵墓西边的第一件。另一匹“拳毛”的皮毛外观为波浪状,形成毛漩涡。该马被表现为轻快前走,并带着非凡的神态,不顾九支箭的创痛—六支箭来自前方,三支来自背后。其原始位置在陵墓西边的第二件。

随着一千多年的时间流逝,“飒露紫”浮雕上将军的面目已因风化变得模糊,但是那两撇英武的八字胡须仍然显眼,透露出叱咤战场的英勇威武之气。将军的右手,袖口腕部以下整只右手掌已失落,是物理性的残损(被外力打击掉块)。那支箭杆原来在有裂纹的地方,现在只能隐约地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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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骏涅磐

  这六匹战马是唐太宗特别珍爱的坐骑,在他开辟大唐基业的重要战役中,六匹战马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立下了赫赫战功。直到做了皇帝之后,每当谈论他当年征战疆场的情景,他还总不忘这六匹战马的贡献。因此,当文德皇后病故埋葬昭陵时,唐太宗下令,将“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它们的形象被雕刻在高1.7米、宽2米、厚0.3米的厚石板上—唐太宗不仅给每一匹马起了名字,而且还为它们亲自撰写了赞美诗文。

  据中国文物研究所葛承雍教授考证,“六骏”中至少有四骏为来自西域的“胡马”,由突厥国进贡。当时,“胡马”进入唐帝国有四条途径,最优良的是外域贡马,其次是在战场上俘获的战马,另外就是互市买马和隋宫厩马。“飒露”一词就源自突厥,是突厥人对于“勇健者”的称呼,因此“飒露紫”的含义便是“勇健者的紫色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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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621年,“飒露紫”成为秦王李世民的坐骑。当时李世民才22岁,正在协助其父李渊指挥平定全国的战役。该年,李世民和王世充会战于洛阳。在邙山的一次交战中,李世民乘着飒露紫,只带了数十骑试探对方虚实,不料被敌人包围,随从诸骑全都失散,只有将军丘行恭一人紧随其后。据《旧唐书·丘行恭传》记载,当时一道长堤挡住去路,王世充追兵上来,一箭射中“飒露紫”前胸。丘行恭见状连忙掉转马头,向敌兵连射数箭,随即翻身下马,把自己的坐骑让与李世民。自己则一手牵着受伤的“飒露紫”,一手持刀“巨跃大呼,斩数人,突阵而出,得入大军”。回到营地,丘行恭为“飒露紫”拔出胸前的箭之后,“飒露紫”就倒了下去。浮雕描绘的正是这感人至深的的一幕:卷须的丘行恭相貌英武,做出俯首为马拨箭的姿势,却又“欲拔不忍“;中箭后的“飒露紫”垂首偎人,眼神低沉,四肢略显无力,剧烈的疼痛似乎使其本能地向后退缩。

  另一匹“拳毛’,原名“洛仁”,是代州(今河北代县)刺史许洛仁在武牢关前进献给李世民的坐骑。后人或因马周身旋毛卷曲,又称“拳毛”。一般说来,马身若有旋毛是贱丑的,但此马矫健善走、蹄大快程,贵不嫌丑,故用“拳毛”作马名。可见爱马成癖的李世民不计毛色,不嫌其丑,善识骏马。公元622年,李世民率领唐军平定河北,与刘黑闼在水(今河北邯郸曲周一带)作战。唐军势如破竹,约半年时间就收复了河北大部分土地。就在刘黑闼率两万骑兵南渡水时,唐军从上游决坝,趁机掩杀。这次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李世民的坐骑“拳毛”在战斗中竟身中9箭,战死在两军阵前。自这场战争后,唐王朝统一中国的大业便宣告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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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的陕西礼泉县城南22.5公里处,是一处9条山脊汇集之地,名为九山。李世民当年亲自挑选这里作为他身后的长眠之地,依山建陵的工作一直延续了13年,直到649年太宗去世,一共有185座陪葬坟墓陆续建在昭陵周围,顺着山麓伸展为一个扇面,组成了巨大的皇家陵地—昭陵。

  李世民的皇陵被修建在山头,俯视着其南方的众多陪葬墓。”六骏”原来被排放在陵墓外的祭坛上。这是一个举行重大纪念仪式的场所,祭坛占据着9条山脊之一形成的北坡,由5段台阶组成。破碎的石块和建筑残余还能在第三层及其以上的平台上见到。学者李泉和石耕1985年绘制过祭坛的平面图,标出了第三层平台以上的区域,东西之间约53.5米,南北间85.5米。两座唐阙(陵墓的门塔)位于第三层平台。从第三层平台至第五层平台,曾有过一条3径的通道,被称为“龙尾路”。在第四层平台上曾发现过房屋的基础。考古人员查明,它们是被称为“东庑”和“西庑”的房间地基,与史料记载相符合,曾建造在祭坛上。一些资料里说,六骏最初就被展示在这两边的庑廊里,三匹在东边,三匹在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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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陵六骏是用浮雕形式刻上去的,手法简洁而浑厚,形象栩栩如生。这些石刻由阎立德设计,他是督造皇帝宏伟陵墓建筑的工匠总监。而他的弟弟、大画家阎立本则画出了6匹骏马的形象。在每块雕板的左或右上角还留有一小块平面,历史资料显示,那里曾被写上骏马的名字和皇帝创作的褒扬马的诗句,由大书法家欧阳询书写。虽然那些字迹未能留存下来,但在1089年竖立的一块碑石上,却清楚地记录了马的名字和这些诗文。

“六骏”在这里曾经相伴太宗上千年,受到了后世帝王和普通民众的尊敬。由于热爱马的主人,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马也变得神圣了。

                                 

运离昭陵

  一个严肃的问题是—这些石雕马匹究竟是如何从皇帝的陵墓及中国偷运出去的?由于当年留下的资料很少,仅有的几种说法要么语焉不详,要么自相矛盾,将近一个世纪过去,还是一个谜。

  宾大博物馆曾办过一份历史悠久的杂志《博物馆》,那是一份季刊,现在改名为《探索》。关于唐代石马的第一篇文章就发表在1918年的最后一期上,但“唐马”究竟是如何来到美国的?文章里却并没有讲明。随着时间的流逝,博物馆里封存着的若干当初不为人知的线索才逐渐浮出水面。

  1921年6月,一个叫保尔·马隆(PaulMallon)的商人从巴黎写信给博物馆,请求与《探索》杂志联系。他说:“你们想知道复原这些著名骏马历史的细节吗,相信是精彩的。”他继续写道:“1912年,格罗斯金(Grosjen)先生试图从北京获得这些马匹并派遣一个叫加棱兹(Galenzi)的人,去察看这些石块,书面指示尽快以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把石马弄走。1913年,这些石马从皇陵被搬走;不幸的是,运送的人被农民袭击,宝贵的残存物摔下了山崖,碎片被没收充公,于1917年被移送到西安府博物馆。”他补充着:“我特别胜任给你们提供情报,我想通过格罗斯金先生的中间人,谋求一笔大的款项来解决石马被没收的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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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尔·马隆的帐户与当时中国最大的文物贩子卢芹斋后来提供的正是同一个帐户。卢后来声称:“这批货物是1912年被一个外国人从皇陵窃取的。在搬运这些沉重的石块时被人发现,并被没收充公,后来由陕西省的官员接收。1915年,当时的总统袁世凯要求地方以公务名义将其运到北京;几个月后,他们便通过另一个人卖给了我们。此事绝对的合法。这些石马实际上是被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卖掉了。”

  然而,故事似乎还有另一个版本。在这个版本中,最先将石马运离昭陵的却是中国人自己。在一本1918年出版的旧杂志上,一篇晚近才发现的佚文更进一步显示了事情的由头:辛亥革命之后,一名军人张云山得到了两匹石马并搬运到旧的政府衙门。当时它们已经破损严重。张云山在1912年至1914之间在陕西省任师长,他把石马交给了当时的陕西督军陆建章,在陆的允许下,马后来被送到北京。了解情况的人都认为他们一定是送给了袁世凯。

  北京琉璃厂的陈崇元在《文物话春秋》一书里还提到,一个在北京的中国文物贩子赵鹤舫也卷入了盗卖石马事件。赵通过古玩古物的买卖结识了袁世凯的三公子袁克文。赵向袁克文建议,能弄到一些精彩的石头和大石块来装饰“袁家花园”,为当时袁世凯想当皇帝的企图助力。借助袁家提供的特别关照,两匹石马离开西安运送到了北京而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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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B·戈登,当时的宾大博物馆馆长。当他1918年在纽约大都会艺术馆的仓库里见到这两匹石马时,它们到美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似乎两匹石马从北京用船运出是在1916年至1917年之间。这样看来,整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缺口是,究竟是谁把石马卖给了卢芹斋?卢所谓的“通过另一个人最高的权力者”究竟是谁?是在利用袁世凯作幌子掩盖他自己盗卖的行径吗?谁是卢在提及“最高权力者”时所指向的目标?这些疑点仍然不能确定。

  在宾大博物馆行政秘书大卫·格劳诺维写于1917年7月2日的一封信上,提到了弗兰克·卡诺(FrankCaro),卢芹斋在纽约的继任者。信上引述卡诺的话说,唐马被地方政府送到卢的手里,是为了增加金钱去修建学校。以上种种线索都表明,卢芹斋与当时在中国执政的国民党政府里的一个重要人物有密切的联系。这个特殊的关系网可以帮助卢和他的洋行在国外卖出许多重要的中国工艺艺术文物而避免竞争或麻烦。可究竟是谁在幕后操纵贩卖“唐马”?一直是个谜团,世界仍然在等待着答案。

  如果没有对毕士博(Carl WhitingBishop)的叙述,这一调查将是不完整的。毕士博是宾大博物馆远东艺术方面的馆长助理,1914年至1918间在任。任期内他曾4次到中国,希望亲自去西北的考古地点,虽然没有成功,但在1917年10月,他参观了当时的陕西省图书馆,并研究了保留在那里的剩下的四匹石马。

上世纪50年代,劫后余留的四匹石马被挪到了西安的碑林博物馆并一直到现在。在展厅里的介绍语上,毕士博和宾大博物馆被称为“文化窃贼”。然而意味深长的是,毕士博1917年11月间在中国的这一时间,其实是在石马被送到去费城的路上之前。博物馆档案里也的确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把石马从昭陵和中国偷运出来这一过程与毕士博或宾大博物馆有关。

 

来到费城

  那么,两骏最终又是如何被宾大博物馆获得?这一问题为许多人问起,甚至一些人还直接写信给博物馆询问。散见于博物馆档案里的各种往来信件等资料进一步给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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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3月9日,戈登在纽约第一次见到这两匹石马后,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立即给卢芹斋和物主来远公司写信。在这封写于1918年3月13日的信里,戈登写道:“你的助理带我到大都会收藏所并向我展示了两匹石雕马。我高兴地看到这些著名的雕刻品,那是我几次到这个国家所了解到的。我反复考虑,什么是对于博物馆来说最好的购买方式,并且与我的同事们一道商量购买它们的可能性。”

  在随后的月份里,他们一致集中在有关博物馆浮雕的叙述—如相片、模型、展览计划和设计等这些话题上。4月19日,戈登正式向博物馆董事会提出了报告。5月7日,石马被用专门的货车运到了博物馆。

  就在戈登克服困难获得银行贷款以便稳妥购买时,卢芹斋给宾大博物馆发了一封紧急信件,提出所谓“较次要的事情”,说波士顿的一家博物馆收受了一大笔捐赠,准备用于购买石马。这封信当即震惊了宾大博物馆,促使董事会作出紧急决定,授权拍卖竞买这两匹石马的金额增加到15万美元,并与卢达成协议,“购买存放在大学博物馆的神圣的中国石马,总金额为15万美元。双方一致同意,今后不再与任何其他人和社会团体就上述著名石马作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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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陵)

  在其后两年里,卢芹斋曾写过许多催促安排付款的信,博物馆也竭全力筹措资金,但没有成效。直到1920年11月才出现转机,一位费城的慈善家和董事会成员向博物馆首批捐助了5万美元,之后又增加到15万美元,以购买这两匹石马。经过3次付款后,这项购买工作才得以真正完成。开始于3年前对这两件浮雕的购买,圆满地结束了。一块有“埃利基·R·约翰逊先生捐赠”字样的荣誉标牌现在还放置在该浮雕的下面。

  与上述通信相应,有关获得两匹马雕的谈判和各项手续,都在美国的纽约和费城两地悄悄进行着。实际上,宾大博物馆全体人员当初都参与到了购买这两匹石马的工作中来,所有的手续都是标准化的业务,如同其他西方博物馆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所谓“黄金时代”购买成千上万件藏品所履行的手续那样。

“两骏”一去,就是整整90年。

(来源:《中华遗产》杂志 文/周秀琴、金岷彬供图/昭陵博物馆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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